1
黄金荣，1868年出生。
彼时，曾国藩担纲直隶总督一职，左宗棠则致力于领兵恢复新疆的领土，而日本亦步入了“明治维新”的初始阶段。
黄金荣，原籍浙江余姚，其父黄炳泉曾于余姚衙门供职，担任捕快一职。在他年仅六岁之际，父亲便带领全家迁至上海，于南市张家弄定居。
在张家弄这条巷弄中，汇聚了众多当时朝廷的捕快与武官。黄金荣自幼便生活在这片环境中，耳闻目睹，早已对“六扇门”的种种规矩和技巧熟稔于心——从这个角度来看，黄金荣实际上是在一个“捕快世家”的熏陶下茁壮成长。
十四岁的黄金荣不幸遭遇了父亲离世的悲痛。作为洗衣匠的母亲邹氏，肩负着四个孩子的生活重担，力不从心，只得将年幼的黄金荣送到附近的一座小庙，通过担任杂役来赚取生计。因此，黄金荣的第一个外号便由此而来，人们称呼他为“和尚”。至于他的第二个外号“麻皮金荣”，则是因为他不幸感染上了一种传染性疾病。（可能是天花）侥幸逃生，面容尽毁。
黄金荣早年曾在书画店磨砺，以裱画为业。他的一生充满了迁徙与变故，身处纷扰复杂的环境中，自幼便磨砺出锐利的洞察力。他擅长洞察人心，以此博得他人欢心，且为了生存，不惜运用各种手段。
黄金荣与众多所谓的“黑帮巨头”一样，其出身并不显赫。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一个简单的真理：若家庭背景优越，又有谁甘愿沦落为流氓呢？深入思考，一个出身平凡甚至贫困的人能够攀升至高位，无论是通过正当途径还是不正当手段，其背后必定有着某种原因。除了个人的奋斗，机遇的青睐同样至关重要。
1890年，上海法租界内悬挂出一张公告，声明将招募120名华人加入巡捕队伍。
身处困境、生计维艰的黄金荣，毅然决定试一试运气，迈入了报名的门槛。巡捕房一眼便看出他身材魁梧，且擅长观察他人表情，便毫不犹豫地予以接纳。
那一年，正值22岁风华正茂的黄金荣，正式接管了家族事业，完成了“子继父业”的世代传承。
机遇降临。
2
无可置疑，投身于法租界巡捕这一职责，似乎正合黄金荣之所长。
初入基层，黄金荣只是跟随法国巡捕四处奔波，执行外勤任务。但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不懈的努力，他很快在租界巡捕房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赞誉的“便衣警察”——人称“包打听”。
一旦执掌执法大权，黄金荣便施展其所长，其策略概括而言，即“以毒攻毒”。
黄金荣心思缜密，网罗了一批出身社会底层的小混混与地痞。（与“流氓”意思相近）对于那些惯于盗窃的犯罪分子，他施行了恩威并重的策略，时而施以微小的恩惠，时而让他们体验一丝苦涩。在上海的法租界，他巧妙地织就了一张隐秘的“暗网”。凭借这张“暗网”所搜集的情报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脉络，他成功破解了多起棘手的案件。
往昔，法国总领事馆的书记官及其眷侣在游历太湖之际，不幸遭遇土匪的绑架。领事馆对此陷入了两难境地，束手无策。幸亏黄金荣挺身而出，凭借与绑匪头目“太湖阿四”等人的深厚交情及互利的交易，迅速解救了这对法国夫妇。不仅如此，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在十六铺码头不慎遗失了六箱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也是黄金荣巧妙运用手段，仅耗时半天便助失主找回贵重物品。
在精通“暗网”之道且声望日益高涨之时，黄金荣越发胆敢妄为，有时甚至演起了“指鹿为马”的戏码。
“黄金荣定能揭开此谜。”店主闻言，立刻赶到巡捕房，恳切地请求黄金荣亲自接手此案。然而，黄金荣尚未离开巡捕房，一群法租界的小混混便兴高采烈地将招牌送回原位。店主感激至极，而黄金荣的上司也不禁咋舌——岂料，这块招牌竟是黄金荣指使他人故意盗取的。
在平日里，黄金荣惯于暗中派遣手下的小混混对富商们实施骚扰和挑衅，而后亲自上台，声色俱厉地加以斥责。目睹此情此景，那些小混混立刻恭敬地散去。经此多次，此事便不胫而走，传遍各处，“唯有黄金荣能摆平一切”的名声由此远扬。
黄金荣
实则，令黄金荣声名远扬的，非1923年那起轰动一时的“临城大劫案”莫属。
往昔，山东之匪首孙美瑶竟绑架了数名外籍人士及同胞，借此机会勒索巨额赎金。（详见《轰动中外的大劫《案》中，双方与政府展开了多次交涉，但最终陷入了僵局。在此期间，一位名叫裴雨松的法国籍天主教主教，以中文命名，曾遵照土匪的指令，下山传达释放人质的条件。遗憾的是，他在返回的途中不幸染病。或是不愿返回。于小庙暂歇。
黄金荣在上海意外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循着这条线索一路追踪，最终找到了裴雨松的确切藏身之地。随后，他率领一队便衣人员，远赴山东，在当地军警的鼎力支持下，成功将裴雨松解救，并将其安然无恙地护送回上海。这一事件迅速在法国领事馆引发了轰动。至此，黄金荣已荣升为法租界内唯一的华人督察长，身边还配备了八名来自安南的忠诚保镖。（即越南保镖）——昔日，此职仅法国人可任。
他凭借多年在法租界警探的职务之便，早已在上海滩构建起一张庞大的黑社会“暗网”。黄、赌、毒无所不涉，烟、酒、色、利，无一不沾，他俨然成为了上海滩首屈一指的流氓大亨。
然而，黄金荣心中自明，他之所以能一路扶摇直上，实则离不开两位关键人物的助力。
两人是他的门徒。
3
至于这位首徒何时正式纳入黄金荣的门下，学术界至今仍存在着不少争议。
鉴于这位首徒地位日益显赫，以至于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士无不持谨慎态度，言辞之间不免有所保留——原来这位门徒拜师之际，门贴上所书之名为“蒋志清”，即蒋介石也。
1913年，蒋介石初次向黄金荣请教，此说在史料中最早有所记载。据黄金荣的管家程文锡和资深新闻工作者恽逸群的回忆，蒋介石正式踏入黄金荣的弟子行列，大约是在1921年左右。
往昔，蒋介石因遭受排挤而心生失落，遂在上海与戴季陶等人携手创办了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意图通过投机手段赚取一笔意外之财。然而，1921年的金融风暴席卷而至，蒋介石等人损失惨重，以至于囊中羞涩，内衣裤亦不得不典当一空。在债主的紧逼之下，蒋介石甚至陷入绝境，唯有选择跳入黄浦江，走上一条绝路。
面对重重困境，蒋介石不得不向虞洽卿寻求援助，寻求破解之策。虞洽卿，作为全国工商协会的会长，在上海商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建议蒋介石亲自拜访黄金荣，并恭敬地称他为“老头子”。
蒋介石与黄金荣早已有深厚的交情，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即刻答应。虞洽卿也随即找到黄金荣，预言蒋介石未来必将成就非凡，黄金荣素来尊重虞洽卿的意愿，对蒋介石亦甚为认同，于是欣然应允。
那时，青帮的入门拜师仪式皆需承担相应的费用，一般拜师者须交付数元至数百元的大洋不等，而对于黄金荣这类“天”字号的重磅人物，一次性支付上千元则司空见惯。
图中左侧第二位人物即为黄金荣。在青帮的辈分体系里，遵循的是“大通悟学”这一传统。实际上，黄金荣并非青帮的正式成员，他仅是受到了青帮“大”字辈的张静湖的接纳，因此在辈分上，他应当被归入“通”字辈。但正当黄金荣事业达到顶峰之际，他却自行将自己封为“天”字辈，其地位甚至超越了“大”字辈，多了额外的一横。
黄老夫子前，蒋志清拜师。
蒋介石未曾缴纳分文，而黄金荣却慷慨解囊，资助他一笔不菲的旅费，帮助他度过难关，前往广东寻求孙中山的庇护。自此，蒋介石的债主们得知他已拜黄金荣为师，便无人敢再轻易催讨债务。
黄金荣识人能力强。
1927年，蒋介石路经上海。黄金荣便委托其心腹王柏龄代为转达，期望能得以亲自登门拜访——短短数年间，昔日的门生竟须向曾经的师傅请安，这一切皆因蒋介石已荣升为北伐军总司令，声望达到顶峰。
黄金荣造访蒋介石，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归还昔日蒋介石所递交的拜师帖。他明确指出，这一切均由虞洽卿一人发起，而关于收徒一事，他本人与蒋介石自始至终并未确立任何师徒关系。能够仅以朋友的身份相待，对他而言已足够。
黄金荣之所以采取此举，实因王柏龄曾特意对他警示：昔日那位威名赫赫的北伐军总司令，竟曾向一位声名狼藉的流氓请教，若此事实情被公之于众，恐怕难以掩饰其羞耻。
蒋介石对黄金荣的立场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依旧亲切地尊称他为“黄老先生”，并留他一同享用简餐。至于这番举动是王柏龄出于好意而“点醒”黄金荣，还是背后实为蒋介石的授意，外界鲜有人能够洞悉其中的真相。
尽管已不再享有“师徒”的称谓，黄金荣却深知自己已紧紧依附于蒋介石的权势之基，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激。他对蒋介石的指令无不遵从，言听计从。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他指挥麾下的流氓势力，对共产党员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实际上扮演了蒋介石的“打手”角色，为其效命。
终究，蒋介石作为政界中享有尊崇的“白道”重臣，每逢佳节或是寿辰，总会向黄金荣呈上贺帖——此举亦使得黄金荣荣光满面——但在公共场合，他却难以过度流露对他的扶持之情。
黄金荣的“流氓帝国”之所以能迅速崛起，驶入发展的快车道，这背后亦离不开其另一位杰出的门生。
4
实际上，关于杜月笙何时投靠黄金荣，确切的时间点已难以追溯。
根据广泛接受的观点，杜月笙在十四岁那年，毅然投身于上海十六铺码头青帮“通”字辈资深首领陈世昌的麾下，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大约在1918年前后，得益于陈世昌的举荐，他得以踏入黄金荣的府邸，担任了一名杂役。
杜月笙深谙观察之道，很快便洞悉，黄金荣家真正握有话语权的是其妻林桂生——她虽貌不扬，却心思细腻，掌控着黄家的财政大权，黄金荣对她更是言听计从。
于是，杜月笙不遗余力地讨林桂生的欢心，对她关怀备至，使她感到十分满足。与此同时，林桂生亦屡次在黄金荣面前盛赞杜月笙的才能。实际上，黄金荣早已洞察杜月笙的非凡才华，有意对他委以重任。
杜月笙之所以能获得黄金荣的高度关注，实因他巧妙地利用林桂生的枕边风，成功促使黄金荣投资于一家专事鸦片运输与贩卖的企业。这家企业由时任淞沪护军都督何丰林秘密发起，倚仗军阀势力为后盾，杜月笙坚信其背后实力非凡，利润前景广阔，无疑是投资中的翘楚，可称得上是一本万利的佳选。
采纳了良策，黄金荣毫不犹豫地投资入股，仅两年光景便赢得了200万元的丰厚回报。欣喜之余，他慷慨解囊，赐予杜月笙5万元，不仅让他执掌了法租界内声名显赫的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更将法租界内鸦片贸易的要职交付于他。
踏入施展抱负之地的杜月笙，迅速崭露锋芒，勇猛争先。历经多番明枪暗箭的角逐，他助力黄金荣夺得上海滩鸦片贸易的绝对掌控权，并于1925年创建了声名显赫的“三鑫公司”，亲自担任总经理一职。黄金荣不宜现身。此外，另一位股东乃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流氓大亨——张啸林。
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三位在上海滩上赫赫有名。黄金荣以贪婪成性而闻名，张啸林则以勇猛无畏著称，而杜月笙则以其卓越的交际手腕而备受瞩目。
三鑫公司实质上从事的业务是鸦片的运输与贩卖，从中攫取提成，本质上是一家毒品企业。得益于黄金荣和法租界的暗中支持与庇护，该公司生意蒸蒸日上，日进千金，年利润竟高达五千至六千万元——而彼时整个中华民国的年度财政收入尚不足三亿元。
黄金荣凭借着杜月笙的谋略与手段，财富源源不断，但三鑫公司的成功设立之后，杜月笙的势力与地位也随之攀升，渐与黄金荣并肩，具备了自立门户的实力。
实际上，杜月笙精通“情面、场面、体面”的三位一体之道。他在国民党高层的人脉关系网以及工商金融领域的投资洞察力，均超越了黄金荣。更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擅长塑造和维护其公共形象，巧妙地运用公共舆论，在赈灾、募捐等公益活动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黄金荣在政治倾向上素来持保守态度，且在结交官场人士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财务与投资领域，他多偏好将资金投入到地产领域，通过出租获取稳定收益，对于涉足工商金融行业则显得格外谨慎。他很少愿意与他人共同投资创办公司，深恐此举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自1930年代以来，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已经全面超越了黄金荣，新旧“大亨”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亦势不可挡。他们在政府要职上的亲信布局，以及在商业利益分配上，始终暗流涌动。黄金荣甚至特意创立了所谓的“忠信社”，意图对抗杜月笙的“恒社”——然而，在章程、规模和势力等方面，前者与后者相比，都相形见绌。
图示1948年，蒋经国于上海发起“打虎”运动，并积极倡导青年群体走上街头，展开宣传活动及游行。在此期间，他接到匿名举报，揭露有人操控物价、囤积物资，遂即下令逮捕了杜月笙的三子杜维屏。据悉，此次逮捕行动亦与黄金荣部下人员的“告密”与挑拨离间行为密切相关。
尽管如此，黄金荣与杜月笙在对外交往中始终保持着一副和颜悦色的模样，两派势力在公共场合相遇，依旧展现出彼此间的谦恭有礼。
黄金荣所陷入的真正困境，根源在于他无法挣脱的“美人计”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5
首位令黄金荣自尊心遭受打击的女性，名为露兰春。
1919年，黄金荣对自家的“共舞台”进行了细致的翻修，特邀当时年仅21岁的京剧名伶露兰春担纲主演。黄金荣对露兰春早有青睐，因而不仅为她预留了主演之位、录制了唱片，还在各大媒体上大肆宣传。更是亲临现场，每场演出均派遣门徒弟子于戏园周围巡逻，而他本人则安坐中央——每当黄金荣击掌喝彩，四周的门徒便齐声欢呼，场面声势震天。
随着岁月的流转，那部故事在无数电影、电视剧及流言蜚语的反复演绎与讲述中，早已化作了众人耳熟能详的美丽传说。
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对露兰春的倾慕之情未能转化为实际，反而演变成了深深的怨恨。某日，他在剧院见证了露兰春演唱的一处失误，便公然起身喝倒彩。未曾想，此举激起了黄金荣及其部下毫无预知的怒火，他们痛击了卢小嘉。卢小嘉在愤怒中指挥军队将黄金荣捆绑，投入了地牢，并扬言要取其性命。
事后，幸赖黄金荣夫人林桂生及杜月笙竭力奔走相告，并成功邀请青帮泰斗助力斡旋，不惜动用巨额资金，方使黄金荣重获自由。尽管性命得以保全，但此次事件过后，黄金荣在上海滩的声望急转直下，沦为众人私下热议的话题。
露兰春
她愿意步入婚姻殿堂，但前提是必须作为正室，绝不能沦为妾室。
黄金荣竟特意与结发妻子林桂生商谈此事，林桂生出乎意料地迅速答应，只需五万大洋的代价，便搬进了黄金荣为她悉心布置的公寓。自此，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便画上了句点。
黄金荣将露兰春迎入门第，随即将家中的财政大权交付于她。然而，这样的举动并未能赢得露兰春的真心实意。不久之后，她便移情别恋，对上海颜料业巨头薛宝润的次子薛恒一见钟情。在短暂的婚姻生活后，仅仅三年，她便果断与黄金荣解除婚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他分手。
纵然露兰春后来的婚姻亦充满不幸，薛恒也被证实为一位风流成性的纨绔子弟，但黄金荣所承受的打击之沉重，依然显而易见。
这位女子给黄金荣带来的震撼尤为深刻，她的名字叫李志清——仿佛在黄金荣的一生中，与名为“志清”之人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缘分，且这种缘分跨越了性别界限。
李志清，原名林桂生女士，是黄金荣夫人黄金荣的义女，她不仅容貌出众，情商亦高，是一名得体的丫鬟。她待人接物的风范，深得黄金荣夫妇的青睐。鉴于林桂生女士无子嗣，黄金荣夫妇便收养了一子，李志清随后便被指婚给了这位养子，自此，她成为了黄金荣的儿媳。
遗憾的是，这位养子过早离世，让李志清在壮年之际便饱受丧偶之苦。随着林桂生与露兰春这两位黄宅的女主人接连离世，黄金荣将所有的寄托与期望全部倾注于李志清一人。关于“儿媳变为媳妇”的传闻在民间广为流传，不论其真假，李志清已然牢牢掌握着黄家的财政大权。
然而，李志清对黄金荣也给予了他沉重的“耳光”：她携带着保险柜中几乎全部的银票与家产，悄无声息地离去，开始了她前往香港的新旅程。
虽传言四起，声称李志清实为受黄金荣之托，假托“叛逃”之名，先行将部分财产秘密转移到香港，然而此类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证据不足。更何况，黄金荣本人所做出的选择，更是有力地驳斥了这种推测，其可信度可谓极低。
众人之所以屡屡猜测黄金荣一类人物将赴香港，实乃时序变迁，世事早已迥异往日。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庆时刻，上海的租界风光不再，与之俱逝的，还有那些曾依托其庇护的黑帮势力，它们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也随之消失。
昔日，当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场上连连败退之际，上海滩上的精明流氓与黑帮势力早已心领神会：
那些混淆了警与匪、黑与白的喧嚣岁月，终将落下帷幕。
6
在1949年四月临近之际，杜月笙特地前往探望了黄金荣。
即便初夏的脚步尚未踏至，那两位曾在上海滩称霸一时的“大亨”却已提前领略了冬风的凛冽——百万雄师沿长江一线集结，上海的解放已是箭在弦上，只待时机。
经过周密筹备，杜月笙特意前来邀请黄金荣一同前往香港，但黄金荣却婉言推辞。
尽管黄金荣曾对即将逝去的辉煌岁月有所顾虑，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最终坚信至少有五大理由，使他确信继续留守乃明智之举。
首因根植于他的个性特质。尽管黄金荣同样出身于流氓阶层，且曾见识并亲身实践过各种手段，但就其内心而言，他显得更为保守。相较于杜月笙与张啸林的激进态度，他更倾向于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在日寇入侵上海时期，杜月笙舍弃了所有家产，逃往重庆；张啸林则不惜尊严，投身于汉奸行列。而黄金荣则选择留在上海，对日本人采取两面手法，既不直接参与其事，又努力维持一种“中立”的形象。正是这样的做法，让他安然渡过了那动荡的八年岁月，并坚信自己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
其次，他的考量之深刻令人印象深刻。经过反复思量，他意识到杜月笙在结交国民党高层方面远超自己，且在协助国民党对抗共产党一事上，杜月笙的行动，包括当年对共产党工人领袖汪寿华的活埋，其手段之残忍与规模之大，都远非自己所能比。即便黄金荣在蒋介石的麾下也曾经沾染共产党的鲜血，但与杜月笙相比，他的罪行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第三个论据关乎他的资产构成。尽管李志清带走了其表面上的资金与资产，但他的真正核心资产，乃是在上海长期投资积累下的不动产。尤其是那座投资庞大的上海游乐中心“大世界”，这处心爱之地，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割舍的。
第四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非他的年龄与日常习性莫属。彼时，黄金荣已步入耄耋之境，平素惯于泡澡堂与吸烟。他忧虑即便远至香港，这些个人嗜好与习性亦难觅得慰藉，更遑论途中若遇不测，性命堪忧。此外，他自感余生无多，一生皆在上海度过，实在不愿就此告别。
在影片《1921》中，倪大红所饰演的黄金荣，诸多关键决策往往是在那蒸腾的水汽中酝酿而生。
当然，将前四项理由相加，其说服力亦难以与第五项理由相提并论——那便是共产党所做出的承诺。
在即将解放上海的夜晚，面对杜月笙、黄金荣等上海流氓团伙的领导人物，党中央已明确制定出坚定方针：只要他们能够恪守本分，不扰乱上海解放后的社会秩序，并真心诚意地接受改造，便将免于追究。
对于该方针，上海首位市长陈毅以及副市长潘汉年均表现出了坚定不移与主动积极的态度，特命专人向黄金荣传达了相关事宜。于是，黄金荣得以放下心来，便说出了这样一句感慨之言：
“海上不如上海死。”
7
解放之初，黄金荣的日常生活在物质上颇为丰裕。
往昔，黄金荣在上海龙门路均培里的一号购置了豪宅。那是一座三层高的西式洋房，黄金荣的子女、孙辈以及众多家族成员在此安居乐业，同时还有门卫、女仆、司机、厨师等佣人，总人数达二十余位。周边的房屋也多为黄金荣的门生和晚辈所租住。
在这方寸之地，尽可悠然吞云吐雾、尽情沐浴桑拿、畅快博弈麻将——这便是他当初不愿前往香港的诸多原因之一。
为了满足这些开支，自是少不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尽管黄金荣的收入已不及他执掌三鑫公司时期那般丰盈，但依旧让当时的大多数民众为之咋舌。这主要得益于共产党政府允许他保留了包括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在内的多家产业。仅以大众剧团租赁黄金大戏院为例，每月便需向黄金荣支付数百万元之巨。（旧人民币）此外，黄金荣所拥有的众多房产源源不断地为他带来可观的租金收入，使得他的生活得以优裕而无忧。
位于延安路的上海“大世界”至今依旧对公众开放着其大门，然而，它已不再是黄氏家族的私人领地。
自1951年反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黄金荣的境遇急转直下。那时，关于他的举报信和控告书不断涌现，一些民众甚至自发走到黄宅门前，表达他们的不满：曾几何时那个恶名昭彰的人物，为何晚年还能如此安享时光？
就在这一刻，上海市公安局再次接到举报，在黄金荣的住所中，查获长短枪械共十支。（两支已生锈）子弹数百，军刀数把。
在这波诡云谲的局势面前，黄金荣的内心实则笼罩着一片忧虑，他深怕共产党言而无信，将他的首级献给民众以作敷衍之用。
最终，共产党所呈现的立场使他松了一口气：固然，我们自应恪守承诺，然而，你亦须明确表达你的立场。
不久，一张描绘黄金荣于黎明时分在“大世界”门前挥帚清扫街巷的图片，迅速占据了报纸的显眼位置。尽管画面中垃圾车空空如也，黄金荣手持扫帚的身姿，似乎更像是在小憩，而非辛勤劳作，然而，这幅照片却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黄金荣扫地照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及《文汇报》相继刊载了一封由黄金荣亲笔签署的《自白书》。
在《自白书》这部著作中，黄金荣对其过往岁月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并真诚地剖析了自身所犯的诸多错误。在篇章的尾声，他如此表达：
“终而言之，我谨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及全市人民郑重承诺：虽已步入耄耋之年，现年84岁，往昔之事渐行渐远，言语可能略显不周，但内心深处的懊悔、羞耻与感激，却是纯粹而深沉！其中绝无一丝虚饰。”
实际上，在这份自白书中，黄金荣仅留下了自己的签名，其余部分则由他人根据他的指示代为撰写。最初，他所提交的初稿未能通过审核，经过反复修订后，方才得以公开发表。那份最初的草稿，现已被妥善保存在上海档案馆。将原文与最终见报的版本进行比对，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诸多差异，其中不少细节尤为引人深究。
诸如在原文中，黄金荣屡次炫耀并罗列自己在革命历程中所称道的“功绩”，而对于其犯下的罪行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或许也是其稿件最初被退稿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北伐军踏足上海的土地之时，一日，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亲临拜访，恰逢他们倡议并创立了共进会……
然而，待报纸将报道公之于众，杜月笙与虞洽卿的名字已悄然消失。据传，当时身处香港的杜月笙在阅读报道时，深刻洞察到了共产党的意图：他们依然期待二人归返，并承诺既往不咎。
《自白书》原始局部
黄金荣的《自白书》问世后，并未如他预期般引起广泛反响。民众在阅读此信后，内心深处被强烈触动，举报和控诉的信件如同漫天飞舞的雪花，纷纷涌入政府部门，呼声此起彼伏，一致要求“黄金荣应被严惩，绝不可姑息”。
政府坚守承诺，未动黄金荣。
黄金荣时日无多。
8
1954年6月20日，黄金荣走到了生命的终章，步入了临终的时光。
他的陨落，竟仅因一场寻常的发烧，然而，长期受鸦片之害，加之岁月的磨砺，他终究无力抵御病魔的肆虐。
为黄金荣注入强心剂后，医生遗憾地发现，其效果依然未见显著，终是无奈地收束了治疗。
黄金荣下午逝世，享年86。
黄金荣先生驾鹤西去，其葬礼仪式简朴至极，宴席之上仅设九席。往昔在上海滩四处穿梭的门生与弟子，共17人前来致以哀悼。
在他离世的前三年，那位比他年轻二十岁的杜月笙却不幸在香港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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